基督教要与法治社会相和谐

——从重建圣殿事件及耶路撒冷大会谈起

         四川     李现科

              前     言

写下这个题目，是源自两位重要人物的两段话。一是尊敬的丁主教在2006年初的一次谈话中，提出的新时期基督教要做到“三个和谐”:首先是基督教要与国家利益和谐；其次是基督教要与法治社会和谐；第三是“三自”爱国组织自身要和谐。再则是原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在基督教全国两会2005年、2006年两次常委会上强调的“挖掘《圣经》原典和教会传统中的和谐理念，探讨教会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途径，开始成为当前社学思想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”。“要确立和谐的神学思想”，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命题，本文受这两段话的启发，就基督教与法治社会和谐方面以《圣经》所记教会历史上的两件大事(即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大会)，作些肤浅的思考，愿对今天教会主张的从严治教、依法管理上有所启迪。

一、民主与法治及其关系

所谓民主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人民当家作主；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专制。

所谓法，就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，由国家制定或认可，受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、规则的总称，包括法律、法令、条例、命令、决定等；所谓治，即治理、统治、管理。法治就是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。与法治相对立的是人治。法治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，法治是民主的产物，没有法治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，所以法治是民主的保证，民主是法治的体现。然而任何将法治与民主割裂开来的行为，既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是法治，这又是人们往往易犯的错误，不依法的大民主，反而是一盘散沙，不能保证真正的民主。

民主法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，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。今天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落实，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。从和谐社会一这基本特征，让我们看到社会能否依法治国以及执行民主法治的程度。因为和谐的社会不是专制独裁的社会，是充分发扬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，充分尊重人民意愿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社会，和谐社会又是反对社会的无序状态。让我们在社会行为中，有章可循，有法可依。所以进行法治建设，是和谐社会的本质。

事实上《圣经》所记关于“民主法治”的教训很多，《十诫》中关于人伦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，有些西方国家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成功的经验，大都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。《圣经》前五卷书称为摩西五经，又称为律法书，是因为耶和华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民颁布的律例，戒命、典章。在这些律例、戒命、曲章中有对神、对人、对家庭、对同胞、对民族、对国家、对社会该履行和遵守的法律法规以及义务和责任；同样，在新约圣经中也要求基督徒必须遵纪守法，顺服在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，如“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”(林前14:40)其实就是法治的精神，主耶稣也亲自告诉门徒他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。基督教既是一个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和提倡遵纪守法，以法治身，以法治国，以法治教，要求法治社会的正信宗教。作为基督徒必须要践行圣经的教训，带头学法、知法、守法，要以遵纪守法为荣，以违法乱纪为耻。

二、重建设圣殿事件：与法治社会相和谐的结果

   在《以斯拉记》中，波斯王古列下诏，准许犹太人返回故里重建圣殿，我们通常着重在宣讲的是：这一事件如何奇妙地应验先知耶利米关于犹太人被虏七十年，将要归回的预言、上帝如何掌管人心、君王为上帝所立、以及上帝始终不移地对犹太人的看顾的信息。但静观这一事件，作为强大而统一了的波斯大帝国，要维持他的统治，选择了正确的法治政策。所透露出来的是:尊重宗教信仰自由、保护宗教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。换句话说当时犹太人的宗教活动，宗教活动场所(圣殿)修建，是与古列时的社会法治相和谐的。一方面我们有理由认为以所罗巴、以斯拉、尼西米为代表的一批犹太人，他们的行为得到古列及其帝国的政府的认可，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了荣神益人的见证，不然他们不能就省长或酒政的高位，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得到了古列的理解和支持。另一方面，古列王以诏书的形式下发的通告，从法律上保证建殿工作，也就是说建殿事工是合理合法的。与其说是古列下的诏书，不如说是犹太人积极主动地去争取到的这一法律文书(民主诉求)。建殿工作是极其艰巨的，面临着来各方的压力，古列的诏书，更是对建殿工作在人心、财力、物力以及排除外界干扰等诸多方面帮助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，这是犹太人(宗教徒)与法治社会相和谐的良好结果(更是民主与法治相谐的结果)。反过来，设若犹太人自以为是，狂妄自大，我行我素，孤立无援，片面地理解“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。”(亚4:6)“只要神管，不人要管”，建殿工作既不合法，又无力开展，那只是一场空想。同样，今天基督教的事业，不是不要势力，不是不要才能 ，倘若势力是出于神，才能为神所用(把神放在首位)，那正是依靠主的灵，方能成事的结果。我们需要党和政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，那我们的各项工作，各种活动就要以遵纪守法，合理合法为前提，自觉地融入法治社会之中。

三、耶路撒冷大会：民主与法治在教内的实践运用

在罗马帝国时代，已有了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。法治的意识，应该说得到了当时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同，自然也对当时的教会产生了影响。耶路撒冷大会在教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，我们通常重在说明他是一次思想大解放，教会与社会相适应的神学思想的更新，从而从理论上奠定了福音传向外帮的基础。然而无论是保证这一会议能成功召开也好，还是让这次思想大解放得有果效也罢，其会议的整个过程，则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精神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1、提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——外帮人归主是否要受割礼(会议有主题，不是无目的无主题)。

2、有来自各方面的反映:针对犹太人的异端散布，有与门徒的辩论、有彼得、保罗、巴拿巴各方有力的见证(广泛听取意见，民主发言，不是偏听偏信)。

3、提交使徒和长老商议(参会人员的资格及组织保证，不是更多的人来参加的大民主式的)。

4、雅各对见证的认同、及对会议的总结(民主集中的原则，对权柄的尊重，而不是藐视)。

5、会议作出的两个决定(一致通过的结果，不是议而不决)。

6、选派代表向众教会报告(执行会议的决定，不是决而不行)。

7、代表们再次返回(对执行情况有督促、检验，不是就此罢休)。

耶路撒冷大会是规规矩矩按次序行的典范。不仅如此，该会议强调了“我们得救，乃是主耶酥的救恩。”(徒15:11)这一不可动摇的原则，同时也照顾了犹太人传统的习惯，提出了三项要外帮人遵守的规则，虽不是作为的得救的条件，而是关乎品德与生活的见证，其实际效用是缓和犹太割礼派的偏激。这种既坚持了原则，又采取了灵活的方式，不仅是该会议得以成功的保证，同样是真正民主与法治精神的体现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结论

教会既是一个社会团体，又是一个宗教团体。从以上两个重大事件的分析，作为一个社会团体，我们理当享有社会团体法律所赋予权益的保障，如宗教信仰自由、宗教活动、宗教场所及团体的财产、教牧人员从事的教务工作。同时也当尽上相应的义务，来规范其相应的各种行为。积极争取权益与努力尽上义务是对等的；教会除了当遵守《宗教事务条例》及其他许多社会法规外，同时针对中国的国情，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，是对任何社会团体的要求，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认同，更是行政上的必须。任何无政府主义的行为，将是行不通的，那些“只要神管不要人管”的谬论，只能使人落井下石。当今政府的领导直接表现在:对教会教牧人员的备案，对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备案，及场所的登记上。教会当积极融入到这一法治社会当中，各项事工也当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；作为一个宗教团体，我们自己的法就是教规教义。在教义阐释和宣讲上用积极健康向上的神学思想作为指导；在教规上，要善于借鉴社会上先进管理经验，来完善教内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真正做到凡事有章可循。“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完善议事决策规则，建立内部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机制，既要防止独断专行，又要防止议而不决，认真解决内部涣散，管理混乱的问题”(原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语)。

总之，在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，基督教先从我们内部的管理上树立起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的原则，力求与法治社会相和谐，在从严治教上不失为一个要紧的选择，从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